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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明而道中庸

這本書原來是大型理論電視系列片的解說詞。一個整體謀篇布局,文字表述,不能不跟著被采訪人的口述和鏡頭畫面走。2002年電視片制作完成之后,本書文字經過多次修改,又與原稿有了許多差別。

按本意,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討建設新中國的理論問題。為了這個探討,1969年,父親被關押迫害致死,全家飽受磨難。作為后代親人,很難做到視角絕對不失偏頗,筆端完全不帶感情。始料不及的是,電視片和劇本在小范圍征求意見,各種反饋極其強烈,令人感動不已。

子曰:“死而不亡者壽”。30多年時間過去,不同角度的強烈反響,使我再次清楚地認識到,老一輩全身心投入的偉大實踐,屬于中國共產黨,屬于經歷過反右、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民。書中涉及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為此,就出版之際,補充幾點意見。

一、    卷旗不繳槍

王小強說:“卷旗不繳槍”是鄧英淘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

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的形象一直偏“右”。在“左”傾路線使革命事業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毛、劉兩人分別吃盡了被“左”派斗爭的苦頭。在黨內長期政治斗爭中,毛、劉結合紅區、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包括劉少奇在“七大”概括的“毛澤東思想”精髓,都是堅持表面上貌似偏“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統一戰線中,打破國民黨政府“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束縛;為日后三年內戰推翻美帝全力扶持的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值得強調指出,這個實事求是的“右”,不僅與言必稱馬列的“左”相對立,而且與陳獨秀、王明繳械投降的機會主義,具有本質區別。1927年“寧漢分裂”,為了團結汪精衛堅決反蔣,舒緩對共產黨的戒心,陳獨秀命令劉少奇將武漢三千工人武裝解散或交給國民黨左派政府。劉少奇不同意,又必須執行,結果交了幾條破槍敷衍了事,精銳部隊連人帶槍,送到賀龍葉挺的部隊,成為后來南昌起義的主要力量。這件事的處理,表現出劉少奇之“右”,與陳獨秀之右的原則區別——卷旗不繳槍。

抗日戰爭期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應當是卷旗不繳槍的經典之作。從形態上說,紅軍與白匪殺得血海深仇,摘下紅五星、紅領章,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出賣原則”再過分也不過如此。把古人說的“反經合道為權”,用到了極致!事情做到如此程度,一片“蔣委員長萬歲”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也罷,蔣介石也罷,誰對誰都不可能再存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了。“右”得以復加,體現出“左”得無比堅定。這就是辯證法,也是產生“61個叛徒集團”的路線背景。相比之下,韓信的胯下之辱。劉邦的“分一杯羹”,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兒科了。

毛、劉絕不投降的堅定信仰,建國之后,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進程中,面對一系列新問題,黨內黨外產生了新的各種意見的“左右”之爭。張春橋概括修正主義有“兩個投降”: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毛澤東高舉繼續革命的大旗,反右而后大躍進,“四清”而后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得以面對現實,“抓革命、促生產”,起用鄧小平,歡迎尼克松。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大力推行“三自一包”,經濟剛剛恢復,馬上發動“四清”運動。在“一大二公”、普遍饑荒的農村基層引進市場機制,許多干部多吃多占,以權謀私,脫離群眾,作威作福。“桃源經驗”證明,一般的調查研究不夠了。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弄虛作假成風,有當地官員前簇后擁,老百姓不敢說實話,必須背靠背“扎根串聯”,才能解除群眾顧慮,了解真實情況。同樣出于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覺,毛澤東當時得出判斷,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根子在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全面發動群眾造反的大民主。

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死不改悔的實事求是也好,同源于一個無比堅定的政治信仰。毛澤東的理想追求,更多基于農業社會主義的深厚土壤,政治斗爭不擇手段。從為人民服務的愿望出發,搞到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慘劇,無論如何不能說服人。劉少奇的實事求是,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經濟要運轉,人民要吃飯,大躍進、文化革命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事實。但是,從劉少奇對干部欺壓百姓的疾言厲色,從劉少奇發動和領導的“四清”運動,從建國以后劉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誠檢討“右”,一次又一次真誠希望跟上毛澤東,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少奇實事求是的所謂“退”、所謂“退夠”,與國際上帝國主義投降、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不可同日而語。務實而求真,劉少奇堅持實事求是,仍然是“卷旗不繳槍”的堅定政治信仰。正是因為不僅理解,而且認同毛澤東鮮明的愛憎、為人民謀利益的急迫心情,才能理解為什么劉少奇從來不反毛澤東;才能理解黨內高級干部對不正常的家長作風、理想主義的浪漫激進,為什么一再遷就、退讓、姑息,直至釀成文化大革命。

一、    兩手都要硬

毛澤東去世以后,鄧小平改革開放。近30年時間,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于此同時,貧富分化、物欲橫流、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機,帝國主義張牙舞爪,分裂勢力明火執仗,“六四”風波創巨痛深,黃賭毒黑變本加厲,法輪功呼風喚雨,陳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識的內憂外患紛來沓至。屬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惡不赦的貪污犯,問題的性質似乎已經超出簡單的反腐敗范疇。無庸諱言,當年毛澤東不擇手段所要防止的資本主義復辟,許多現象已經預言式的出現了。不論從現象還是程度上,毛、劉那時干部的“多吃多占”比起今日之腐敗蔓延,恐怕是小巫見大魔了。同樣道理,今天恐怕連“扎根串聯”都不夠了,只有深入持久地民主法制,才能約束執政黨干部以權謀私。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年,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的政治原則,當時針對的是徹底否定建國以后毛澤東思想的潮流。接著,鄧小平又先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兩手都要硬”。有多硬?連“黨和國家領導人(成克杰)”都槍斃,還能怎么硬?難道只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回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全國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藍制服,只看八個樣板戲,農村三分之一人口餓飯,城里人吃飯穿衣憑票限量供應,粗糧米、肉蛋禽魚、油奶醬茶、黃花木耳、花椒大料、糖果布匹、花生瓜子概莫能外,自行車要票,縫紉機要票,手表要票,火柴、肥皂都要票?

充分經歷了左右兩個方向的徹底實踐,可以理解,“兩手都要硬”,是不能走偏鋒,求極端,要的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左右適度的中庸之道。“治大國和烹小鮮”,此之謂也。拿捏火候的分寸,過一點老了,缺一點夾生。電視片中有人感慨當年的“三自一包”,說如果能夠從60年代一路堅持下來,農民的生活注定比今天更富裕。值得思索的問題是如何堅持下來?當年經濟剛剛恢復,劉少奇就發動“四清”運動,放到今天,豈不是典型的“老左反改革”?比起“大躍進”后期的浮腫病,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但是,統計數據顯示,打上每年的物價指數,從1985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幾乎停滯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莊,小劉莊、華西村、韓村河、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賣煤賣地“農家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2936元。按1美元兌8.1元人民幣的匯率折算,與國際慣例接軌,全體農民全都屬于日均不到1美元的赤貧人口。

中庸之道不等于沒有無比堅定的政治方向。窮人或相對而言的窮人,永遠是人口中的大多數。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面對鐮刀斧頭宣過誓的。工產黨執政的天下,工人、農民論為無助的“弱勢群體”顯具有挑戰性理論意義。回顧老一輩革命者靠人民的支持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的經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需要工資收入只抽得起“大前門”煙的“平民主席”。學習踐行“三個代表”,共產黨必須為民執政,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則,按劉少奇的話說:“革命不是白革了?”

三、放活民生、狠抓“國計”

在民族振興的問題上,“發展是硬道理”不等于說“掙錢是硬道理”,“發家致富是硬道理”。中國積弱,一盤散沙。過去歷史上,可能的和平環境里,勤勞節儉的中國人,開餐館都能過得小日子殷實富裕。風調雨順,無為而治,天下太平。鴉片戰爭以后,再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了。李鴻章大聲疾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提出躋身世界民族之林,非強國無以存活的歷史任務。

從156個大項目到電視片里所有振奮人心的產品鏡頭,除了房地產煥發出來的高樓大廈(靠國家貸款),統統不是民營、私營、合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市場調節的偉大成果。電視片里有劉少奇70年代組建托拉斯試點的故事。成立大企業集團,開展企業之間的競爭,比部門行政管理更貼近經濟實際,是劉少奇考慮問題的一個出發點。同時,更具意義的時代背景是,歐洲國家戰略產業的國有化浪潮和蘇聯東歐的托拉斯浪潮,目的都是擴大企業規模,發揮規模效益優勢相抗衡。

實踐證明,農村聯承包責任制適合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飯館、理發店、修鞋店、小商店等服務性行業,沒有必要統統國有國營。縣辦國營、街道辦集體企業的改革,完全可以以多種形式。但是軍工、石油、大化工、鐵路、造船、航空等等這些過去沒有戰略產業,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全球資源,割地賠款沒完沒了的背景下,靠民營企業市場調節,是調節不出來的。所以,156個大項目,自主開發的兩彈一星,是共產黨鬧革命的歷史合法性依據。否則,理論邏輯上,共產黨成了簡單的殺富濟貧,這段歷史就成為多余的彎路,當初就應當繳械投降,幫忙蔣家王朝搞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臺灣的“經濟奇跡”證明,只要條件改變,國民黨也能搞土改。“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本來是三民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共產黨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發揮出史無前例的動員力量,不僅推翻三座大山,而且用最短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完成私營企業市場調節(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跡”)無法企及的歷史任務。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軍工、石油等戰略產業,就是在美國,也一刻離不開國家的導向、扶持、輸血和管控,仍然是政府高席介入的“國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像日本、南韓一樣,需要政府在更廣泛的產業領域深入參與。更何況,中國從來不是列強刻意幫助的國家,而是“巴統”嚴密防范的對手。如今,割地賠款的國際環境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東歐易幟、蘇聯解體之后,共產黨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不抓強國,單講富民,注定走不了多遠。東部沿海“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參與國際分工,石油、鐵礦等高席政治化的傳統資源越來越依賴進口,13億人口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觸及到列強的既得利益,尤其是爭奪壟斷性戰略資源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系。不強國,人家早晚都琢磨著把你給分了!

這20多年,西方軍工和重化工業技術進步突飛猛進,企業規模越兼并越大,戰略產業高度集中,研究開發大規模投入。連波音和麥道都合并起來,阿爾斯通也出入兼并大潮,電腦、IT產業、銀行的合縱連橫就不足為奇了。市場競爭全球化,企業兼并全球化,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組建大企業集團,振興軍工和戰略產業,是生死存亡的緊迫任務。老一輩辛辛苦苦建立和重工業基礎,包括軍工、重型機械、造船、航空、航太、大型設備等等一般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生產能力,應當發展壯大。在放活民生的同時,狠抓戰略產業之“國計”,是經濟建設方針上,卷旗不繳槍的標志性體現。

四、求真務實、強國富民

當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乎所有會議室里,都掛著毛澤東的題詞:堅定正確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求真,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務實,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本色。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堅定,可能采取的戰略戰術越靈活;戰略戰術越靈活,越要堅定求真的政治方向。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低三下四到給夫差嘗大便的程度,反而煥發出強國富民的同仇敵愾。共產黨人所求之真,是為人民謀利益。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富民的偉大振興。

在這個政治方向的實踐探索中。過分理想主義,容易浪漫激進——偏左:過分實用主義,可能拉車不看路——偏右。艱難復雜的實踐探索中,無論左右,真理往任何一個方向多走一步,都可能變成謬誤。務實忘了求真,定會遷就迷失方向的投降;求真忽略務實,勢必遭受事與愿違的挫折,甚至讓人民付出慘痛代價。

在第一線實踐決策加理論探索,搞得不好,很容易兩頭不落好,里外得罪人,不僅需要敢于承擔責任的勇氣,需要政策界線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智慧,而且離不開大公無私、任勞任怨的境界修養,離不開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這一本色。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庸之道,不能裝糊涂、打哈哈、和稀泥、當老好人,而是兩手都要硬——左右開弓,既防“左”又反“右”,“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回顧建國以后,劉少奇傾全力推動全國工作的同時,一方面狠抓156個大項目、兩彈一星、大托拉斯、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建立和壯大戰略產業;一方面在城市安撫資本家開工生產,在農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用市場經濟的辦法,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一方面扎根串聯,四清四不清,嚴懲奸商投機倒把,反對干部多吃多占;一方面反復提倡黨內民主,積極推動社會法制建設……。劉少奇的主張和實踐,反映出兩手都要硬的客觀要求。這可能是劉少奇建國實踐中,時而表現出“左”,時而表現出“右”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過去偏“左”偏“右”的老干部,絕大多數站在劉少奇一邊的根本原因。是天災人禍餓殍遍野,讓劉少奇痛心疾首,下定決心,死不改悔,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樣,是十年浩劫滿目瘡痍,讓中國人民痛定思痛,毅然決然,一百年不動搖,堅定求真務實的指導原則,走向新時代!

究竟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抽象概念化的理論掙論曲折婉轉。從建設新中國的直觀看問題,能夠帶來民族振興的產品,是水利、軍工、石油、大化工、飛機、造船、重型機械、大型電網電廠,是鐵路、船運、電訊、環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礎設施,是三峽工程、由南水北調全面展開的西部大開發。日本、南韓的經濟振興,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業。雖然已是不同于西方的東亞模式,畢竟還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中國戰略產業的脊梁骨干,從蘇聯援建156個大項目開始,發展到“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完整體系,靠的是國有國營的自主開發,靠的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功、人均GDP已六七倍于昨天的今天,我們在繼續提高效率之時,是否要給付出巨大代價的“弱勢群體”和流血流汗的勞苦大眾“分分紅利”了呢?在公平致富之中,我們是否需要給改革的主導中堅——國有大企業“擴擴股份”了?深化改革,以民為本,建立13億人共同小康和諧社會,恐怕沒有比這更突出,更重要的內容了。

一大二公、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盤散沙,唯利是圖,也不是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搞活民生的基礎上,在對外開放的國際競爭中,煥發國有大企業的新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卷旗不繳槍還是繳械投降,淪落成胡傳魁式“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實用主義,這就是試金石。求真務實,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手放活“民生”,一手狠抓“國計”,強國富民的歷史任務統籌兼顧,是我們應當持續探索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感謝張木生為本書寫《引子》,并提供1981年的文章作為《序言》。感謝王小強,同意把1979年的文章當成本書的《后記》。張、王二位,曾為改革開放先鋒“智囊”。在那時的政治氣候中,他們“右”得夠嗆,現在似乎又“左傾”了。我想這完全符合歷史辯證法。用張木生的話說,無論當時文章寫得怎樣,我們獻身改革開放,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投降;我們重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正;我們倡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昨天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終一貫,都是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

恐怕沒有人會撿回“文革”的口號和大棒。我們今天的“左傾”,是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繼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劇,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蘇聯東歐解體易幟的大災難!電視片的制作和這本書的寫作修改,從頭到尾,是一個集體參與的創作過程。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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