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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副政委劉源談新一輪裁軍

           來源:西陸新銳解讀
  中國精兵之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副政委劉源談新一輪裁軍

  本刊記者 郭玉潔/文

  劉源中將的辦公室并無特別之處,地毯,皮椅,甚至桌上的毛筆架都是統一擺放的。淺咖啡色的布沙發套、桌上的玻璃板,顯示著傳統部隊機關的特色。惟一與其個人背景相關的是,他身后的一排排書柜里,有一整柜都是關于劉少奇的書。

  身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幼子,劉源對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回避。他說,不管這個家庭帶來的是挫折還是機會,都不是自己能夠選擇的,只能以平常心待之,把挫折變為動力,使機會用來“為公”。如是而已。

  53歲的劉源已過知天命之年,鬢間微白。交談中,他身體前傾,目光專注,十分謙和。2003年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任副政委之后,劉源適逢新中國第十次大裁軍。當年9月1日,時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宣布:中國軍隊在“九五”期間裁減軍隊員額50萬的基礎上,2005年前將再裁減員額20萬。

  劉源親歷了此次裁軍,并參與了裁減人數最為集中的總后系統四所院校向地方的整體移交工作。移交的具體情形為:軍需大學移交教育部管理,與吉林大學實行聯合辦學;第一軍醫大學移交廣東省管理,更名為南方醫科大學;第三軍醫大學成都軍醫學院將移交四川省管理,更名為成都醫學院;第四軍醫大學吉林軍醫學院將移交吉林省管理,更名為吉林醫藥學院。

  今年8月下旬,四所院校分別舉行了軍隊向地方的交接儀式,移交工作順利完成,并得到了軍委領導的充分肯定。劉源隨同總后廖錫龍部長、張文臺政委,輾轉干廣州、成都、吉林三地,亦親歷了這一過程。

  9月24日,他接受了《財經》的專訪。

  “以前買CT機的錢,現在可以用來買飛機”

  此次移交地方的四所院校,共涉及資產上百億元,人員萬余——雖不足裁軍總人數之什一,卻已是本次最集中的裁軍措施,也是軍隊院校首次最大規模、最高級別向地方整體移交辦學。

  關于這次移交對于軍隊的意義,劉源形容為“剪掉尾巴,輕裝上陣”。

  四所院校原本是軍隊后勤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成立于上個世紀戰爭年代,當時部隊人才匱乏,其使命是為軍中培養人才。戰爭過后的和平年代,軍隊像地方一樣,繼續開辦大學院校,由軍隊劃撥軍費,按計劃統一招生。一時軍隊院校規模壯大,其中包括幾所全國一流大學,如第一軍醫大學、第二軍醫大學、第三軍醫大學、第四軍醫大學等。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學校也呈現出轉型期的復雜局面,為軍隊培養人才的色彩慢慢變淡。比如這次移交的第一軍醫大學,近年每年招收的軍隊學員只有幾百名,而地方學員卻多達3000多人。由此,這是否仍為“純粹的軍校”,下撥軍費是否值得,就引發了爭議。

  在軍隊精簡的大趨勢下,將部分院校撤并、移交,不失為一條解決之道。2003年7月,中央軍委確定了即將移交、撤并的軍隊院校;選擇的原則是不會影響部隊培養人才,同時移交的院校又町以和地方順利對接。除了上述移交的四所,還有更多的院校屬撤并之列,它們被并入其他院校,從此不再單獨存在,其中就包括軍隊第一所醫學院校——位于百家莊的中國人

  民解放軍白求恩軍醫學院,它被并入第四軍醫大學。

  劉源說,院校移交以后,軍費的使用將更有效率,“原來買CT機的錢,現在可以用來買飛機了。”而人員的轉移,又達到 精兵簡政的目的。與此同時,對于院校來說,也可以實現從軍到民、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

  甫一移交,這四所院校都紛紛增加了招生名額,其中第一軍醫大學就由4000人左右上升到10000人,增加一倍以上。

  “這個女兒就嫁給你了”

  確定了院校移交方案后,繁瑣的工作就開始了。要協調政策,要確定移交地方之后的干部級別問題,進行資產評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四所院校所有各類資產,包括教學、醫療、科研設施設備和各種物資器材、房地產以及債權債務,都將在全面審計后整體移交地方管理。劉源介紹說,僅土地之外的資產,就在100億元以上。這些院校的一部分債務問題也一并處理。比如第一軍醫大學為教職工購買經濟適用房的大約2億元債務,被沖掉大約70%。

  劉源親身感受到,在移交過程中,最難的不是處理資產,而是做人的工作。

  1985年裁軍時,中國還是計劃經濟體制,軍官脫下軍裝就是干部,士兵退伍成為工人。今時不同往日,軍隊的福利保障仍然“從搖籃到墳墓”,但是地方已經鮮有鐵飯碗,社會保障體系又不完善,要離開這個安身立命之所,很多人并不情愿。

  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之后,最后的安排是——軍隊學員、義務兵、離退休人員和安排轉業、復員人員留下,此外四所院校的現有人員,均隨院校移交地方,并享受比轉業更為優厚的政策待遇。四所院校中凡是在軍隊評審掛牌的研究所、專科中心、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等,都將按有關規定相應確定為省部級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和專科中心。

  劉源說,移交的人員大概占60%,都是年富力強的;“軍隊這次做得很漂亮。”劉源轉述道,8月24日上午,在第一軍醫大學舉行的交接儀式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說,“你們送來了一個大金娃娃!”

  地方、軍隊達成協議,院校中的師生也經歷著身份和命運的變化。有一幕令劉源印象深刻。仍在第一軍醫大學的移交儀式上,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發言之后,劉源接過話筒說:“我這個女兒就嫁給你了。”臺下許多師生為之動容。

  “能社會化的,就社會化”

  移交儀式已過,對于總后勤部來說,最繁重的工作還沒有結束。

  留下來的人員如何消化,是個難題。更重要的是,改革體制和裁減員額同時進行。機關在精簡,保障體制要改革,后勤系統、甚至整個軍隊都將全面“消腫”。院校移交之后,裁軍暫時不再有大規模動作,而將成為一項細水長流的日常工作。

  據劉源介紹,這次裁軍工作中,包括總后在內的全軍整個后勤系統占到四分之一強。如果說整體裁軍的目標之一是砍掉枝節,使軍隊更精煉,那么后勤改革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后勤社會化,依托社會來辦后勤,以此降低費用,提高效率。

  后勤社會化,做得最極致的,要屬當代軍事強國美國。劉源舉了美伊戰爭中被營救的女兵林奇的例子。林奇被救事件一些傳媒渲染得沸沸揚揚,一度將她稱為英雄。但事實上,林奇在戰場上未發一槍,戰爭爆發時,她剛加入軍隊不久,是后勤修理連的女兵。

  林奇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像這樣養兵于民,節省軍費,充分利用社會力量提高軍隊作戰能力,是現代軍事的重要特點。目前,美軍空運的50%、海運的85%都由與軍方簽訂合同的地方商業公司來完成。不僅如此,美軍還將非戰斗性的保障工作統統交由市場承擔,比如社會服務、衛生勤務、基地維修等。

  資料顯示,美軍偌大的太平洋總部只有一所后方醫院,軍隊平時的醫療保障主要與地方醫院簽訂醫療合同。美國西點軍校的后勤伙食供應和管理工作蔚為大觀,但軍方只有一名參謀負責,其余全由社會承擔。

  后勤社會化不只是中國后勤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目前,許多后勤工作,甚至包括部分軍械的制造,都已交給一些企業。“能社會化的,就社會化,非得軍人去做的,才出動軍人。”劉源說。

  中國軍隊原有的保障體系各行其是,每個部隊都建立自己的保障系統,這在戰爭年代十分靈活有效,但已不符合現代戰爭的需要。劉源透露,為了適應新形勢,中國正在建立三軍一體化聯勤保障體系。目前,醫院、療養院已經聯通,可以三軍通用,不再各自為政。

  “優化結構,適應信息化戰爭的要求”

  1985年,100萬;1997年,50萬;2003年,20萬—— 中國軍方分別在這三個年度宣布了三個裁減員額。正在進行的這次裁軍,雖然裁軍人數不如以往,但更為復雜。

  此次裁軍,“結構”二字屢被提及。諸如“優化結構,理順關系”;“著重解決體制編制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優化編成結構,使部隊作戰效能進一步提高”等等。

  劉源告訴記者,無論裁軍,或是優化結構,都是為了適應信息化戰爭的特點。何為信息化戰爭?用一句簡要的話來概括:“戰爭中,最重要的是‘知(智)’的能力。”即如何最迅捷地準確獲知敵人的方位,知己知彼,并以最快的速度發動進攻。這是當今戰爭的制勝之道。

  美伊戰爭中,美英聯軍就體現出了這種新型戰爭的特點。美英坦克中都裝有電腦,每一輛坦克都是“聯網”的;五角大樓、多哈中央司令部、師旅團指揮部、營連指揮所和每輛坦克本身都可從計算機屏幕上了解整個戰場情況,以作出最佳選擇。但是伊軍坦克并沒有這種裝置,往往還不知敵從何出,就已被擊潰,而美英坦克卻毫毛未損。此戰表明:編入計算機網絡的信息化坦克已經戰勝機械化坦克。

  不僅如此,美軍不少士兵都是聯網的。美伊戰爭期間,人們在電視上看到美軍在前線,身背重負,頭戴探測器,這樣,士兵獲得的信息都能夠迅速為決策者所知。

  相比而言,傳統的指揮體系層級分明。以二次大戰中的蘇軍為例,統帥之下,有參謀部、方面軍、集團軍、軍、師、團,層層疊疊。這種體系適合打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但相對于信息化戰爭,就顯得速度遲緩,不便統一協調。因此,中國軍隊需要完成“結構優化”:第一,將陸、海、空、二炮在體制上聯合起來,對人才的培訓,都要向高科技化、技術化看齊;第二,壓縮指揮層次,向扁平化方向發展,使指揮機構更精煉。

  劉源認為,這正是此次裁軍的特點:以保障系統的非戰斗兵員為重點;裁減的干部多,士兵少;縮減指揮層次。

  “從優化結構的角度看,這一輪裁軍的意義并不亞于1985年的裁軍百萬。”劉源說。

  ■本刊記者朱曉超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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